2008.04.24在勞委會
訪問阿娥 / 家雋
陳氏娥，來自越南，我們都叫她阿娥。第一次見面時，她打扮得整整齊齊，十分有禮貌，我原以為是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後來才知道，她就是那位被台灣社會體制逼得逃了又逃，現在卻已無處可逃的──逃跑外勞。
退無可退
2003年8月24日，阿娥透過仲介來到台灣，原本準備要努力工作，讓家裏的兩個孩子過上好一點的生活，怎知，這才是一連串磨難的開始。
阿娥的雇主住在花蓮，聘僱合約中明寫著阿娥的工作是家庭監護，但雇主老太太非但不需看護，還常騎機車出外工作；取而代之的是，雇主要求阿娥扛起店裡製作麵條的工作，每天早上四點就要起來做麵，從油麵、白麵、大麵到板條，一直做；也要打掃家裡，打掃雇主兩個女兒的另外四間房子，幫忙賣樂透和兒童玩具；從女兒家回雇主家的路上，還要沿路撿紙盒和報紙回來生火以節省瓦斯費。阿娥每天工作17個小時，沒有休假，也不能出門，見不到任何朋友；但讓阿娥最無法忍受的，是她不管做什麼，都會被雇主的女兒罵。
在雇主那邊工作的六個月裡，阿娥每個月拿到的薪水竟然不到三千元，按照規定，仲介和雇主不能向外勞收取健保費、和每月仲介費以外的費用，這根本是違法的！阿娥向雇主和台灣仲介反應她的工作太多、太重，薪資又太低，要求照合約工作；但仲介告訴她不行，而且如果想轉換雇主，就要被遣返。當時阿娥為支付來台的仲介費，已經借很多錢，現在還沒賺到錢就要回越南的話，她沒辦法償還借款，而且她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要養。「那時候不懂台灣的法律，仲介也不曾告訴她可以向政府申訴，能依靠的只有仲介，語言也不通，我不知道該找誰請求幫忙。」阿娥說。於是阿娥打電話給越南當地的仲介請求協助，仲介對此似乎經驗頗豐，他叫阿娥去找他弟弟，他弟弟除了在新竹某工業區的工廠上班，也會替逃跑外勞仲介工作，可以幫助她。
2004年2月7日，阿娥把心一橫，趁晚上雇主睡覺的時候，逃了。
一開始是越南仲介的弟弟幫她找工作，每份工作約收取12,000的仲介費，後來後給他女朋友仲介，每次則是7、8千塊。每份工作大約一兩個月，從飲料包裝工廠，垃圾回收到家庭看護都有；有的是排班 ，有的是算天數。扣掉吃住等生活開銷，剩得不多，全都給孩子了。住的方便，是透過合法外勞朋友租的房子，室友都是越南人，2、3個人住一起；擔心會被警察抓，每隔一陣子就要換地方。成為黑工，整天怕被警察抓、提心吊膽，不一定接得到工作，工作內容也不會比在原雇主處輕鬆多少；但他們願意，因為不會被老闆和仲介無端辱罵，剝削，而且可以 自由來去。話雖如此，但這還是一種賭博，有時雇主就欺負你是黑工，不願給你薪水，阿娥其中一位室友就被騙過。「千萬不要讓老闆知道你是逃跑的。」阿娥說。
有次黑工宿舍被臨檢，好幾個室友都被抓了，房東打電話叫阿娥找地方避風頭，她求助無門，便找上間接認識、僅有數面之緣的台灣人許先生。許先生帶阿娥到他大哥大嫂家中借住，這段時間，阿娥沒上班的時候會幫忙做點家事，也跟他們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之後雖因工作地點較遠而搬出去，但有空還是會回去看看他們。
後來她一個人住，鄰居有位信基督教的阿伯，看她禮拜天都很無聊，就常問她要不要去新豐教會 。雖然阿娥本來是佛教徒，但阿伯跟她說到那邊可以有信仰和交朋友，她就去了。該教會離她租屋處騎腳踏車路程約20~30分鐘，20幾名教友都是台灣人，做禮拜，吃飯聊天，他們一直不知道她是逃跑外勞，直到她出車禍後，到醫院看她才知道。後來也有持續關心她，雖然現在沒有再去教會了，但偶爾還是會打電話聊聊天。
被排除在社會福利體制之外
阿娥現在住在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的庇護中心，該辦公室現在幫助的一名外勞，車禍受傷，目前還躺在加護病房，阿娥去看她。「她好可憐…」阿娥說，似乎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
2005年7月11日，阿娥騎機車 去找工作回來時，在新竹縣湖口鄉一處路口被陳姓車主駕車撞傷，她當場昏迷，被送到湖口仁慈醫院後，發現她右股骨幹、右脛骨幹骨折，兩側骨盆也骨折，左鼠蹊深部傷口；而後因為狀況危急，轉到台大醫院急診。那天剛好去看阿娥的一位越南朋友，也跟著救護車送她到台大醫院。阿娥醒後，朋友告訴她，院方人員叫這位朋友幫她簽住院申請書和聯絡人，他聽不太懂中文，卻沒有翻譯；他原本願意簽署同意書，但後來又被院方人員拒絕了，因為語言關係，也搞不懂為什麼會被拒絕。
後來，許先生來探視時，院方人員把阿娥的狀況告訴他。許先生看阿娥孤獨地躺在床上痛苦昏迷，在台灣又沒有家屬，孤立無援，如果他不簽同意書，就無法進行手術，阿娥只能等死。阿娥離婚7年了，如果她死了，誰來照顧她的兩個小孩？許先生想到這邊，不禁簽下了同意書。術後，阿娥一醒來，就發現有警察站在床邊守著，兩小時輪一班，說因為她是逃跑外勞，怕她再度跑掉。過了大約一週，警察也知道阿娥這樣子跑不到哪裡去，便不再站崗，而改成巡邏的方式；但阿娥只要離開房間，例如去復健，就要在簿子上登記她去哪裡，否則警察回來看到阿娥不在房間，就會去找她。
這段時間，有一位社工和兩三名義工常去探望她。阿娥很害怕醫院跟她收取醫藥費，因為沒有保險，醫療費高達37萬1,751元，看護費也要45,600元，阿娥根本付不起這麼龐大的費用，於是便請警察叫陳姓車主來談這件事情；但聯絡多次，陳姓車主都不願做出任何回應。台大醫院的社工安慰她，叫她不用擔心，法律一定會給她一個公平的交待。新豐教會有來探望她。看護費由社福基金支出，但在記者會之前都沒有說清楚。
2005年8月15日，阿娥出院，這時她傷口還很嚴重，一般收容所不敢收，警察只好把她帶回湖鎮派出所的詢問房。房間只有桌椅而沒有床，無法行走的阿娥拿一個大紙盒打開放在地板，再拿兩件被單鋪上；派出所也沒有輪椅，幸虧有位朋友借了她一台，但阿娥每天要從地板上下輪椅的過程非常困難痛苦。那時阿娥左鼠蹊的大傷口很容易發炎，每天要換藥三次；換藥時勢必脫去衣物，在人來人往、而且都是男性的派出所，毫無隱私可言。五天後，許先生的大哥大嫂來探望她時，看到她睡在地板，行動不便，衛生條件又差，傷口恐怕會發炎，大嫂忍不住哭著說：「阿娥，大嫂帶你回家好不好…」
警察也不是鐵石心腸，在夫妻倆的保證之下，讓他們帶著阿娥回家照顧。訪問時，我問阿娥，警察在態度上也會對她不好嗎？她倒說：「不會，他們看我很痛苦，當我說需要吃飯或換藥，他們都會幫我買。」住在大哥大嫂家的這段時間，阿娥因傷口發炎而身體衰弱，常常需要就醫，但基督教會時常來接她去參加活動，讓她好過一點。
2005年11月26日，大哥大嫂搬家，沒辦法繼續收留阿娥，本來要住到派出所，那天剛好基督教會有感恩節活動，他們打電話來約她，知道她要去派出所，就把她接回去教會住了一個晚上；隔天幫她跟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的阮文雄神父聯絡，阮神父同意後，阿娥便搬去該辦公室的庇護中心，之後VMWBO也幫阿娥申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律師。
她第一次上法院是在搬過去庇護中心之前。阿娥還在住院的時候，不時就會問站崗的警察她該怎麼辦，警察叫她要去告陳姓車主，所以等她傷勢好了一點，就在2005年8月22號，到新竹法院控告陳姓車主，當時只有大哥載她去，沒有律師陪同！一開始法院的警察看她是逃跑外勞，竟然還要抓走她，但阿娥堅定地告訴他：「我不是犯人，我是來告人的！」法庭中，剛開始法官表示聽不她講的話，她就請大哥進來翻譯。第一次開庭陳姓車主便坦承犯錯，要求和解，但陳本身也是一窮二白，付不起醫療費。他表示會買機票給阿娥回越南，還跟她求婚；但阿娥不同意，因為這段時間台大醫院常常像阿娥追討積欠的醫療費用，所以她每次開庭都要求這筆款項，如果陳姓車主沒有付錢出來的話，這些債務就要壓到許先生身上了，於是便繼續上訴。
經過幾次開庭調查，都是陳姓車主的錯。2006年3月22日，法官判陳要以汽車強制險的保險金賠償阿娥20萬元，其他則不用負責；阿娥不服，因為20萬連一半醫療費用都不夠，更別提這段時間的其他醫藥費和生活費了。此外，保險公司看她是逃跑外勞，一開始，不願意賠她汽車強制險的保險金，是律師幫忙，最後才得以獲賠。這時法院要求台大醫院的診斷證明書，以確認阿娥在車禍中的受傷程度。
逃無可逃
2006年10月4日，台大醫院開出診斷證明書，但其中竟指稱阿娥勞動力只有減損5%，阿娥認為這與事實出入太大：當初她骨盆與腿部多處骨折，加上左鼠蹊深部傷口，事隔兩年，傷口雖已癒合，卻仍有疼痛感，讓她到現在都無法穿著褲子及貼身的衣物，也不能走得太快、太遠，無法跑步、上下樓梯困難，不能提超過15公斤的東西。阿娥寫信去跟台大詢問並說明她的傷勢，認為院方對她的診斷證明並非屬實，希望台大醫院幫助她檢查清楚，以利查明案情；台大醫院又開了一份診斷書，但內容卻與第一份相去不遠。之後阿娥親自前往台大醫院詢問，但院方人員叫她自己掛號，中文不好的阿娥根本搞不清楚要掛哪一科、要找誰處理。
今年6月26日，法院憑著台大醫院的診斷證明書，判決陳姓車主必須賠償阿娥78萬5,571元 ；因為台大醫院的診斷書，這比阿娥原本求償的金額少了非常多，沒有得到勞動力損失賠償，所以阿娥認為判決與事實不符，希望法院要求台大重新開立證明。另一方面，因為陳姓車主也是身無分文，雖然告贏了，卻只能拿到一張債權憑證，無法要求他實際償還，所以阿娥還是拿不到一毛錢。
此外，自從阿娥出院，台大醫院就常常向她追討住院費，但既拿不到賠款，阿娥受傷也無法工作，自然無力償還。出院後，醫院的社工梁先生繼續以電話跟阿娥聯絡，安慰她說不用擔心醫藥費；但最後，台大醫院還是向阿娥、以及替她簽下住院申請書的許先生提起訴訟。負責打電話催款的是李小姐，她也是台大的社工。
2007年8月15日，台大以未給付醫療費用之名控告阿娥和許先生，許先生在法庭上指出，當時情況危及，他為救阿娥性命而簽署同意書，阿娥才是被害人，沒想到現在他們兩人變成被告，十分不公平；阿娥則表示她願意負擔這些費用，但她的案件正在中等法院上訴，等到判決結果出來，就可以還清費用了，拜託臺大醫院放過她朋友。但台大醫院並不同意，他們要求馬上拿到這筆錢，所以現在就要告許先生。
雖然包括法官在內，很多人都勸阿娥乾脆回越南，就不必擔心這筆錢，但她一走，醫療費的重擔就全部落在許先生的肩上。阿娥沒辦法接受這個道理，她說：「我原本健健康康的，卻被害得殘廢，渾身病痛，不能工作賺錢、養家活口，生病也沒有錢去看醫生；現在又被台大醫院追討醫療費，被害人變成犯人，而我朋友要背負救人的罪，為什麼撞傷我的人不願意負責，法律就沒辦法處理？」
逃跑外勞是不當政策下的產物
我在訪問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你去問阿娥比較清楚，她的案子都是自己打的。」事實上，從第一次向陳姓車主提出告訴開始，除了律師之外，阿娥很少請別人協助處理她的官司－－簡直無法相信她是越南人！在外勞政策與福利制度的夾擊下，阿娥不得不把淚水往肚裡吞，她一口流利的中文以及法律知識，都是這樣操出來的。現在，阿娥在VMWBO常會幫忙接聽外勞打來的求助電話，提供法律諮詢或是替工作人員翻譯。
然而，在台灣，「逃跑外勞」的身份讓她寸步難行，走到哪裡都會被刁難。當初上法院控告陳姓車主時，差點被警察帶走；曾經想參加桃園縣社會局提供給外籍配偶的中文課，但因身份關係，該單位不願讓她參加；就連有次接到一位被黑心仲介囚禁的外勞的求救電話，而去警局報案時，警察不但不願受理，還威脅將阿娥抓起來 。
原本阿娥到台灣是來賺錢的，遇到這樣的事情，讓她每天要煩惱官司的事；但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身體上的傷害－－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她現在不能跑步、不能打球、逛個街也不方便，而且不能工作、不能養小孩。受傷後，阿娥的兩個孩子都是她的爸媽在照顧，她的爸爸也因在車禍中受傷、腦袋有點不清楚，但為了孩子，還是要勉強去工作；兩個孩子都很會唸書，但阿娥很擔心沒有錢讓他們繼續唸。
發生了這麼多事，似乎是因為逃跑才讓她變得這麼慘的，於是我問阿娥：「有沒有想過，如果你當初沒有逃跑，現在會變得怎麼樣？」
「大概會變成神經病吧！」阿娥回憶道：「當時工作那麼多、那麼重，又拿不到錢，還整天被罵，壓力這麼大，一直很擔心自己會受不了；現在我因為受傷、官司這些事情，常常覺得快發瘋了，這時我就會去跟神父講、或跑到教堂大哭一場，但當時都沒辦法做到這些…」
當外勞從合法體制內逃跑後，就完全被屏除在社會之外。沒有身份證明，沒有任何社會保險、急難救助；不能參加公部門的學習課程；整天提心吊膽怕被警察抓，連報案都不被受理，甚至會因此被逮捕。有些人明知道權利會被如此剝奪，卻還是要逃，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傻？因為他們再不逃就活不下去了！
然而，政府從未思考他們「為何而逃」──「不得自由轉換雇主」這元兇政策還在，有效的外勞申訴管道也依然缺乏，官方竟展開「和諧專案」，把這些結構下的受害者當成罪犯逮捕、把就業安定基金拿來當逮捕逃跑外勞的獵人頭賞金！我們不禁要問：這樣荒謬的政策，究竟還要製造出多少相同的受害者？

附錄：時間表
2003/08/24：入境
2004/02/07：逃跑
2005/07/11：車禍；07/12：轉送台大醫院
2005/07/27：清瘡手術
2005/08/15：出院
2005/08/22：到新竹法院告陳姓車主
2005/11/26：朋友搬家，到新豐教會借住一晚
2005/11/27：轉到VMWBO
2006/01/02：具狀告對造傷害，並去函保險公司請求賠償
2006/02/07：檢察官聲請簡易處刑
2006/03/08：提刑附民
2006/03/22：假扣押裁定
2006/03/27：查無財產
2007/06/16：拿到保險金20萬
2007/06/26：收到民事判決（785571元）
2007/06/30：提上訴（民事），刑事以執行完畢
2007/08/15：被台大醫院告給付醫療費用，出庭
2007/09/17：二次開庭，台大還是堅持要他們付醫療費用
註1：早班 - 8:00~16:00　$500；晚班 - 16:00~0:00　$600；夜班 - 0:00~8:00　 $700
註2：阿娥也不確定那個教會的名字，但她記得近新豐火車站，在查閱地圖後，推測是新豐教會。
註3：機車是許先生大哥的朋友借給阿娥的，她也不認識對方；機車的保險過期了，所以車禍發生並沒有保金。在有機車之前，最早阿娥是走路去上班，約需要1小時；後來大哥借她一台爛爛的腳踏車，通勤時間縮短為半小時。
註4：醫藥費42萬1,211 + 看護4萬5,600 + 工作損失21萬8,760 + 慰問金30萬 - 已得的汽機車強制險20萬
= 78萬5,571
註5：當時VMWBO的工作人員都出去了，阿娥在電話中聽到那個外勞害怕顫抖的聲音，沒想太多便一個人殺去仲介公
司；見到那名外勞後就去報警，但警察不受理，她只好在那邊陪那名外勞。等到工作人員回來後，才把她們兩個都帶回去。


phỏng vấn chị Nga/ jia jun.
Trần thị Nga đến từ Việt Nam, Chúng tôi gọi là chị Nga. lần đầu gặp, chị ăn mặc gọn gàng lịch sự, thoạt đầu tôi ngộ nhận chị là nhân viên văn phòng Trợ Giúp Công Nhân và Cô Dâu Việt Nam tại Đài Loan, sau mới biết chị là người bị xã hội Đài Loan khống chế, bóc lột chịu không được chị đã bỏ trốn biến thành lao động bất hợp pháp.

tuyệt đường quay lại .
ngày 24tháng 8 năm 2003, chị thông qua môi giới đến Đài Loan, bước đầu chuẩn bị lỗ lực làm việc kiếm tiền nuôi con ăn học, cải thiện cuộc sống gia đình. chị không biết đây là bước đầu của những hoạn nạn.
Chủ của chị ở Hoa Liên, hợp đồng lao động của chị là chăm sóc người già, nhưng bà cụ còn rất khỏe không cần người chăm, bà vẫn lái xe máy đi nơi này nơi kia. họ thuê chị đến với mục đích bắt chị gánh vác công việc làm Mỳ sợi. Hàng ngày chị phải dậy từ 4h sáng làm từ mỳ sợi, bánh ướt,làm làm và làm; chị phải dọn dẹp nhà của, ngoài ra còn phải dọn 4 ngôi nhà từ 3đến 4 tầng của 2 người con gái Chủ. Giúp bán sổ số LôTô, đồ chơi trẻ em, đi lượm nhặt thùng giấy về nấu mỳ để tiết kiệm tiền ga. Hàng ngày chị phải làm việc 17 tiếng đồng hồ, không có ngày nghỉ, không được ra ngoài, khôn được gặp bất kỳ người bạn nào; điều chị khôn chịu đựng được là hàng ngày bất kể chị làm gì cũng bị con gái thứ 3 của bà cụ mắng chửi.
Làm việc ở đó 6 tháng, mỗi tháng tiền lương chị lĩnh không được 3.000đài tệ. dựa theo luật pháp chủ và môi giới không được thu của lao động bất kể khoản tiền nào ngoài tiền phí dịch vụ Đài Loan, bảo hiểm y tế, tiền khám sức khỏe, tiền gia hạn thẻ cư trú, vì vậy việc này là bất hợp pháp. chị kiến nghị với môi giới và chủ, công việc của chị quá nhiều, quá nặng, lương quá thấp, chị yêu cầu làm việc theo bản hợp đồng, nhưng môi giới nói không được, nếu muốn đổi chủ thì bị đuổi về Việt Nam. trước khi đến Đài Loan chị đã phải vay một khoản tiền lớn đóng cho môi giới, bây giời bị đuổi về chị lấy tiền đâu trả nợ và nuôi con,(khi đó ngôn ngữ bất đồng,luật pháp Đài Loan không hiểu, môi giới không cho chị biết có thể )